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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在姜看来，供、销双方的长期磨合对质量保证很重要。来伊份每两年就会对店铺进行升级，如今已是第八代店对于郁瑞芬来说，近180家的供应商就像来伊份的“车间主任”一样，来伊份对他们有着近乎严苛的“控制”，他们要遵守来伊份的标准，配合做出硬件和软件的升级改造，甚至要接受排他性的供货要求——一些供应商也会因为来伊份的要求过严而抱怨。

”郁瑞芬说，这种供应体系的构建，也是一个食品企业重要的竞争力。从一开始，来伊份就坚持直采直销的轻资产模式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上游没有工厂，中间没有经销商，来伊份作为零售商直接与供应商对接。

”因此，来伊份开始有意识地提高曝光度，先是2016年双十一的时候，施永雷在直播平台上出现，之后的双十二，郁瑞芬也与网红主播进行互动，并把直播现场设在了来伊份黄金地段的店铺里面。”2004年，来伊份将品控团队独立出来，之前是跟采购部门在一起，“运动员和裁判员在一起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“以前觉得做得好就不用宣传，还是应该把做了20多年的经验传播出去，”郁瑞芬说，“信任是可以转化为销量的。“我确实没有权力干涉。”来伊份质量技术中心副总监张丽华说。理由是，如果大众从业者、加盟商、生产商的食品安全意识和境界足够成熟的话，那么来伊份完全可以大范围放开，否则的话，就会对品牌造成伤害。

姜汝浩表示“挖墙角”的游说者很多，一些供应商也会因此而动摇。“如果哪个品牌在中国市场90%多以加盟为主，有可能这个企业只是想赚快钱，而不是在做品牌。

不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来势汹汹，郁瑞芬一直挂在嘴边的“稳健”，会不会拖累了这家企业的速度?但相比之下，郁瑞芬似乎更担心的是速度所带来的风险。2012年4月，进行IPO冲刺的来伊份没能如愿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，反而由于“蜜饯门食品安全问题”陷入困顿。

“这样消费者的大数据才能沉淀在自己的平台上，有助于进一步的精准化营销，目前来伊份自己的会员数量有1700万。”邹晓君解释，他在2013年开始负责来伊份在北京、天津的店铺铺设，在来伊份上市之后，他的职位变成了驻京办主任，在他看来，一些食品行业的线上业务虽然销量可观，但吸引的多数都是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，难以成为品牌的忠实客户。

很多人觉得来伊份会就此沉寂，一些知名的投资人还预测，来伊份经过此事将再无机会。在来伊份，“夫妻档”的特色很明显，施永雷和郁瑞芬每天都手拉着手进入来伊份大厦。如今，两个部门各司其职，采购部依据市场需求提交供应商备选，品控部对后者进行评分考察。2007年开始，来伊份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，此后的五年间，来伊份每年以20%~30%的开店速度扩张，最高点的时候近2600家。

而在管理上，夫妻两人各有分工，作为董事长的施永雷主抓战略和资本运作，而郁瑞芬主管供应链、品牌和市场。“所幸我们还很年轻，”这位70后的创始人说，她乐于去了解年轻市场，就连审美都跟着有了变化，开始喜欢动漫体、卡漫体，也更加有娱乐精神。

”邹晓君说，来伊份很强调职业经理人文化。新战场郁瑞芬的办公室很有“来伊份”特色，里间办公区宽敞整洁，并没有过多装饰，外间会客区却很特别，除了沙发和茶几之外，还有一个类似吧台的角落，上面摆满了零食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因为老板可能不知道，但下面都是透明的，自己人做了坏事，那么大家都会去效仿，”郁瑞芬说，“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个地方摔的跟头。”姜汝浩的企业从2004年开始给来伊份供货，销售额从最初的700多万做到2个亿，在他看来，来伊份是一个危机感很重的企业，他们会提出很多超前性的要求，比如要求工厂配备X光探测仪、肉制品都需要无菌保温7天等。

两者也时有争执：因为供应商的通过率一般不超过50%，有的时候采购部从产品角度出发，认为应该引入某个品类，但却由于供应商没有通过品控部的审核而不得不搁置。”郁瑞芬说，“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事情，零售连锁业不是靠烧钱，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，三年、五年甚至八年、十年——要愿意去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磨合。相比于在天猫上大力促销走量，来伊份更倾向于用互联网的方式为线下导流，比如与支付宝、微信、京东到家的合作;相比于依托其他电商平台，来伊份显然更倚重自建电商平台和APP。目前，来伊份的会员以70后、80后为主，在90后新消费群体中还缺乏影响力。

“一般的人，再好吃的东西，也会吃烦吧?”23年，郁瑞芬的打拼经历都是围绕食品，最初是冰淇淋生意，1996年开始涉足炒货，那个时候还只是家庭作坊，3年之后成立了来伊份的前身——“雷芬”公司——在夫妻施永雷和郁瑞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。系统上记录着供应商产品入库时的各项检验指标，一般情况下，产品统一入库后再分发到来伊份的各个店铺，而在入库之前，还会分阶段对小样、大样进行各种指标检测，并委托第三方进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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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电商带来了消费者购物的便宜，不过对企业来说，可能表面上比较风光，但是内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在外界看来，来伊份对线上渠道的投入不足，而郁瑞芬则对线上渠道有着不同的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