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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，监站进社举行设计或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、监站进社举行少先队队旗、共青团团徽、第二至四套人民币……生于战乱年代的他，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了青年时代。草图很快就完成并得到批准，服务访美术科的画家们全体出动。那年，用户18岁的周令钊挤上了逃难的火车，开始了用艺术抗敌的青年时代。几次大会，活动他都画了毛主席像，效果很好，快手之名由此被很多领导熟知。

但是他又觉得，开国大典毕竟是个很严肃的时刻，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着的好。1938年的武汉，既是日军进攻的目标，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，文艺界人士从全国各地涌来，郭沫若、田汉等人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抗日宣传活动。

那单纯的眼神让人想起了著名画家郁风对他的评价：提起周令钊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仍然是抗战初期那个‘八一三歌咏队的小伙子——小周。采访时，他的身后就摆着与妻子的合照，他拿起照片不断轻抚，突然有些哽咽：这是我爱人。他回忆说：当年我没有恐高症，翻过栏杆站到梯子上，也不系安全绳。（赵寒琪/摄）采访时，当记者问到细处，周令钊常常怼回来：你不能这么问，这么问都是在考我，我记不住了。

9月，《全民抗战》完成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周令钊由缅甸经昆明到了广州。那十几天，周令钊夫妇每天天刚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，一直画到天黑。他披一件旧棉袄，灰布帽上贴着自己剪纸做的红星，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，有孩子般的笑脸……周老，一路走好。

7月，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保卫大武汉宣传周。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，就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型画《全民抗战》。

离开武汉，周令钊随队撤离至长沙，又在长沙大火那天撤至桂林，后又到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，设计布景、演配角，甚至还随演剧队去缅甸，演出慰问远征军。解放后，陈若菊以助手身份帮助周令钊工作。

在那之前两年，他也曾接受我们的专访。他的学生，如今也是美术大师的韩美林说：周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水墨课教师，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他的带领下，学习掌握各种艺术规律，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创作活动的场景。我们不像别的夫妻，我们从来不吵架，从来都是一块研究，共同创作。2012年，夫妻俩还分别为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创作了两幅壁画：周令钊画《京东粮道》，陈若菊画《凤舞朝阳》。我手里拿着颜料、笔和桶，摇摇晃晃的。可惜那时没有相机，连一张工作照也没留下。

由于没有大型会堂，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的礼堂举行，而布置会场的任务大多都到了周令钊身上。周令钊的一生熠熠生辉，令人敬佩。

2019年，周令钊参加了我们举办的不忘初心·致敬新时代-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。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颜料盘，还要用手臂夹住梯子，另一只手在墙上画，画不同的部位时还会摆动梯子，就像玩杂技一样。

那时的中央美院名师荟萃：庞薰琹、张光宇、郑可、常沙娜……周令钊除了讲课，还兼任班主任，在学生中很有声望。徐悲鸿对周令钊很是欣赏，并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。

平日里，周令钊对女儿没怎么发过脾气，对陈若菊更是如此。处暑初秋，烈日当空，城墙晒得发烫，画家们的背和手都被烫得破了皮。他也忙着教书育人。除了国徽，团旗、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等，也都由周令钊主笔或参与设计。

采访结束离别时，周令钊与记者、摄影记者一一握手道别。周令钊又连夜修改，把敞开的领口给扣上了。

周令钊亲眼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，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无比自豪。在他生前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不止一次与他开怀畅谈。

一个月后，武汉沦陷，日军从这幅画前经过，用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将它完全销毁。1950年，他在张仃、张光宇的领导下参与了国徽设计，如今国徽上的五颗星就是他提出的方案。

开国伊始，百废待兴，周令钊身为中央美院的中坚力量，参与了许多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。1949年9月初，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：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。夜幕时分，蛇山和长江火红一片。1949年7月，徐悲鸿在自己家中为周令钊夫妇举办婚礼，不仅担任了证婚人，还拿出精心绘制的《双马图》送给他们。

两年后，他来到上海，在田汉的介绍下到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。照片很小，要放大成高6米、宽4米的大型画必须经过多次人工放大：周令钊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，再根据每小格放大画一幅小稿，再用同样方法，在小稿上打格放大画。

·1938年，周令钊参加武汉黄鹤楼《全民抗战》壁画创作。一次又一次打格、放大，这才渐渐有了雏形。

·2019年9月26日，周令钊参观不忘初心·致敬新时代-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时中途休息。在梯子上，周令钊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，耳边传来的是慷慨激昂的大合唱——宣传周里，数十万民众举起火炬，在江边大游行，冼星海在船头指挥歌咏队唱《太行山上》，田汉领着群众在岸边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